我在会议现场 | 纪念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系列活动学术论坛发言纪要
许国璋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给我带来三方面启示：
1. 理论要彻底才有力量。西方的理论最讲彻底，试看乔姆斯基的理论的彻底性，生成学派和功能学派范畴观的彻底性，哲学家斯特劳森和奥斯汀各自对事实（fact）和事情（event）界定的彻底性。但中国学者却缺乏这样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我们喜欢讲调和，讲平稳，讲中庸，但平稳和中庸其实往往是“平庸”的别名。在许先生思想的指导下，我提出了彻底摆脱印欧语眼光束缚的汉语“名动包含说”，认为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不同于英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汉语的动词都是“动名词”，兼具名动二象性。这种看似“疯狂”的想法正是受到“理论要彻底才有力量”这句话的鼓舞。
2. 心生而言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等于没有人的参与，语言具有主观性，因为语言中留下了说话人个性的印记，包括感情、态度、立场和视角等。汉语的词类同样具有主观性，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注重用自身习用的形式手段把带有主观性或主观性较强的同类词跟其他词区分开来，这体现了语言“惟人参之”、“心生而言立”的人为作用。
3. 没有哲学基础的语法理论是浅薄的。“哲学家心智开广，我向往之”。许先生写了多篇与语言哲学有关的文章，对国内的语言学博士论文大多不列哲学参考文献不以为然。西方的语法理论都是开宗明义谈哲学基础，底气十足，然而我们在语法理论上要做到“自己表述自己，而不是被别人表述”，哲学基础又在哪里呢？范畴和范畴观是任何一种哲学和语言学理论都离不开的，现有的两种范畴观都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是“离散范畴观”，另一种是“连续范畴观”，但中西方范畴观的主要区别不在于“离散”还是“连续”，而是在于“是一”还是“有二”。西方强调“是一”，即“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有二”，即“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这两种范畴观都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两者一正一负，相辅相成。
在许国璋先生留给后人的语言学研究学术遗产中，我觉得最为珍贵、从中获益最大的是他生前所特别推崇的普遍语法视角下的具体语言研究，以及基于语料的计量研究方法。
许先生在题为《论语法》（1986）的论文中将语法分为实证语法和唯理语法，认为“实证语法重分类和列举，唯理语法着重普遍原理的探索”（p. 3），唯理语法中反映着其普遍语法观。许先生认为，清末语法学家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后序中已经体现出了普遍语法的观念，并对其在普遍语法视角下的汉语研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文通》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指出，“曾经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建忠是把拉丁语法硬搬进来用在汉语语法，其实马氏考虑的是普遍语法原理，不是某种语言的具体语法。即从具体语法看，他倒是处处注意汉语和欧洲语言不同的地方”（p. 10）。许先生的普遍语法观中对语法研究对象的定义是普通语言学的定义，他将研究的对象确定为人们是如何将语言用作符号来表达思想的，在这一定义中，“语言”是类指，指所有的语言。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无穷无尽，要实现语言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许先生推崇和提倡的普遍语法视角下的具体语言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在具体研究中，许先生提倡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论之有据，因此他对何乐士的《左传》与《史记》的语法特点比较研究大加赞赏，认为其严谨的研究方法、细致的分类和认真的描写，不仅“有助于汉语语言学界，也有助于外语语言学界的科学研究”（许国璋1987：58）。何乐士先生研究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定量分析，从数求质”，这样的研究是典型的许先生所说的“科学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大型语料库的纷纷建立和实验量化分析方法的完善，这一方法论原则也日益受到重视和强调。
学问家，要有真学问不容易，有真才实学又别具人格魅力，更不容易。我所认识的许国璋教授，便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学问家，人们心目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一代宗师。
许先生为人坦诚、热情、直率，能与他人推心置腹，不装、不掩饰、不摆谱；娓娓而谈，亲切谦和，句句都是真情的流露，就仿佛亲人之间的闲叙。他对同辈的热忱、对小辈的爱护，使学界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都感受到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也就是人格魅力。在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人性被可怕地扭曲，不少人成了惊弓之鸟因而处处设防时，他却保持着可能会招来麻烦的真性情，殊为不易，也令人钦佩。
许先生的学术成就，尽人皆知。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开拓、对翻译理论的探究、对英语教育，包括教材编写的贡献，都将载入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史册。民间俗称为《许国璋教材》的英语读本，曾风行中国三四十年，吸引着千千万万大众，哺育了几代英语学习者，在中国英语教育史上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教材以科学性、实用性和知识性见长，以语音、课文、语法、练习所构成的严密的自给自足系统为其特色，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国英语界长盛而不衰。编者所遵循的某些原则，将成为后世教材编写的圭皋。
许先生具有了不起的独创精神，这种独创精神既体现在他的语言表达上，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他所编写的《许国璋教材》正是他独创精神的体现。我们后辈应当反思自己的创新能力，向许先生学习。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功业不朽。
许国璋先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学人的楷模。我们要了解他作为文化精英的人生历程，从知识分子修养的角度来对待许先生的精神遗产，以便更好地理解他的文教思想并从中汲取奋斗前进的灵感和力量。
许国璋作为文化精英，不仅仅是因为他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更是有赖于他的作为。
一是作为教育家，许先生建言并参与制定一些外语教育的新举措，拓展了中国外语教育的范围和规模，许先生通过其实际主管的工作及其策略建言，提高了北外的办学层次，许先生的意愿是要将北外做大做强，他的目标也已经逐步实现。
二是作为语言学家，许先生率先引进了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新学科，也以身作则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很有创新性的语言学研究。他以其学者的身份和业绩，发挥着文化精英的作用，他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工作中非常投入，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许先生除了引进和钻研国外的语言学，也主动探究和挖掘本土的语言学资源。现在外语界不少学者都在把国外的理论与本土资源结合，要解决本土的问题，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学科的国际性构建，这是一个很值得表彰和支持的努力方向。
三是作为文化学人，许先生积极开展文化交流的教育，如开设西方文化史的课程，倡导和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可惜在这方面他已经来不及做更多的事情。许先生以哲人的眼光对中国古代语言学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很熟悉，这些都是从事国际文化交流的本钱，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更加刻苦地投入到中外文化的学习中去。
四是许先生坚持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文革中许先生坚强地渡过了难关，用乐观的精神面对未来。他关心国家命运，不为困难与挫折所吓倒，能坚持独立的思想，这是哲人的修养，他和季先生一样不摆架子，都愿意同校工之类的人交朋友，又是一种平民心态。许先生不但以哲人的眼光对学术问题作出深刻的分析，他也能联系语言和文化对个人治学与修身乃至教育与兴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都为外语教师和一般教师发展提供了有益指导。
守正出新，不断提升中国英语教育教学水平
许国璋先生学贯中西，文史哲通融，奠定了其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他尤其关心中学和高校的英语教育，特别就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内容和意义发表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今天重温这些见解，对于改进外国语教育，提升英语教学水平，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基础教育，早在1988年，许先生在谈中小学学习内容时说：“我现在看到中小学英译教科书上读来毫无味道的文章，真是心痛”，他特别反对只是阅读教科书中改写的课文。目前我们国家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局限于或着重于课堂教学，所学不少课本还多是改写文章，由于种种原因，科学课文不足，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是考什么就教什么。
许先生当年关于中小学英语教学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深思。他谈到南美国家的一个方案特别具有参考价值。这个方案是：“中学六年学好一般英语（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大学头两年学好分科（文、理、法等）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大学后两年加研究生两年学好专业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方案虽分三段，关键是中学六年。没有好的基础，怎来其他？”
许先生很重视大学外语教学，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人民教育》等杂志发表论外语教育的文章，分析文革结束以后新形势赋予外语教学的新任务。当时中国国门已经打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许先生指出“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外语教学方针”，应当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培养既通外语又学各种专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技术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人才，取人之长，为我所用，是当务之急。”这一个新通路将给外语教学带来根本性变化，从过去培养翻译干部为主的教学目标，转变为培养各行各业掌握外语的人才。许先生指出外语能力要通过大学外语教学来实现，许先生如此重视公共外语教学十分难能可贵，具有前瞻性。
许先生回答“语言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比较喜欢“语言是一种社会力量”这种提法，而“语言的力量只在各行各业有所精专的人身上充分发挥”。许先生反对主要依靠翻译来了解国外的科技进展，他说，“依靠翻译是要耽误事情的，一是由于我们语系不同，不容易译的确切。二是慢，科技期刊一项即多至四五万种，看都来不及，等到翻译出来，人家又前进一大步了；三是翻译无论多少，总是一部分，不可能统观全面，既不认识全面，何以鉴别，何以取舍，何以独立自主，有所创新？”
我们曾经生活在闭关锁国的年代，如今时过境迁，教学形式已走向多样，不再靠一只粉笔一本教材。国家提出要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化。许先生当年提出培养各行各业掌握外语的人才，今天来看有其前瞻性。外语教学目标一脉相承，更加开放的国家需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所以第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遵循语言教学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路；第二要有使命感，从国家利益出发去思考如何改进外语教育水平，为实现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三，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改善拿出新的举措，切实提高我们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外语交流能力，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许先生说语言是社会力量，我们而今在各自不同的岗位用工作推进中国外语事业进一步发展，便是对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提起许国璋先生，人们便想到他生前编写的英语教材。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正是人们熟知的许国璋英语最盛行、影响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时候。当时广外的李筱菊教授受交际教学法影响，引进外语教学方法，着手编写交际英语教材，很快陆续出版。交际法与许先生的教材编写指导思想差别比较大，遵循者有之，惟我独尊者有之，冷漠旁观者有之，许先生当时是如何看待交际教学理念的呢？又是如何对待李筱菊教授的英语教材的呢？
我们可以从两件事情看出许先生的态度：一是他在教学大纲编写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表态，一个是他为李筱菊教授交际英语教材写了序。当时李筱菊曾提出采用交际教学的理念去设计考试，受到了很多抨击。在这个是否用新题型的关头，许先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我们至少也要有点雅量，先有这个雅量才能去接触新东西，学习新东西，理解新东西。”由于许先生的鼎立支持，最后李教授的提议在会议上通过了，为我国首次采用交际教学理念进行考试进行了有益尝试。我深深敬畏这位学者，他的人格里面有很多可敬、可叹、可亲之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许先生对交际教学理念的支持。
他对交际教学理念更为坚定的支持，反映在他写的序言中。序言里他回顾了外语教学法在我国的演变，剖析了各种教法的利弊，未提自己的教材，对李筱菊老师的交际教学观进行了归纳并做了评论。当时教师自我保护意识强烈，交际教学观在付诸实践时受到了抵制，负面议论很多，给李教授带来不少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这样一位外语界权威给李老师打气，支持力度之大可想而知。许先生的支持无形中助推了交际教学法在我国的实践，体现了许先生对外语教学发展的远见卓识，是外语教学演进的一个里程碑。
在隆重纪念许国璋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我们重温许先生的感人故事，再次领略这位杰出学者的大家风范，再次感受他以促进国家外语教育事业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的宽阔胸怀，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人们至今十分怀念许国璋先生。
上世纪 60 年代初，英文系为了培养接班人，决定让每个知名教授各带一名青年教师，锻炼他们为高年级学生上语言理论课和文学课。许老收了我，让我讲授词汇学。成为许老的弟子，我就有幸经常聆听他的教诲，有较多机会同他在一起，了解他的教书育人、为人处世和治学。他的典范作用影响了我一生。
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几近苛刻，他曾说，他培养、训练学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对学生说：我教会你们在大海游泳，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在惊涛骇浪中，你有本事，就游上岸，你是弱者，就淹死。这些话对我们的印象至深。他是在激励青年人成为强者，成为杰出人才。当时听到这样的话，觉得这有点残酷。后来长大了，成熟了，才深切感到其实这是一种大爱，是一种要求学生奋进成才的大爱。但是，在课下，在生活中，他对学生如同慈父。任何青年人生活上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他是一个助人为乐的长者、学者。
让晚辈钦佩的是他青年时期就已崭露过人才华。他的才华和语言天赋深受他的前辈叶公超、邵洵美、全增碬等人的赏识。许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除天赋外，一生勤奋。数十年“闻鸡起舞”，未曾稍有懈怠，遂成大业。他不仅是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外语教育家，也是外国文学家、翻译家。他治学的一大特点是勇于创新，敢于突破。
许先生走得太早，但是他留下了一座丰碑。
我今天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参加这样一个纪念会，很受教育也很感动。虽未有机会得到许老的亲身教诲，我对许老的文章和教材钦佩不已。今天在这儿我只能跟大家分享几点启示或者是感悟。
一个启示是许先生的社会责任感。许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始终把国家需求放在首位，包括他的教材提高学生的英语素养，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一种社会责任，体现了家国情怀。
第二点启示就是语言普及，当年许先生的英语教材在80年代中期到商务印书馆购买都要排长队，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需求。一直到现在，学英语的需求量还是很大，辞书使用上还是牛津的辞书为主，很希望在合适的时候我们本土专家的书能够畅销能够占领市场，实现本土化的知识产品的普及。
我想说的第三点启示就是品牌维护意识。在《现代英语》这本书里，许先生在前言里对一个读者“教材要与时俱进”的提议进行了回应，这体现了许先生的品牌升级和维护意识。
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种启示，就是作者资源。一部教材和著作的成功，有赖作者与出版者的密切合作，这是老一辈学人与老一辈出版人给我们树立的著述出书的典范。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我们缅怀许国璋先生，就是要追慕许先生那种家国情怀，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关注并研究当今社会发展中影响重大的语言问题，出版优质图书，助力外语教育。
许先生是思想家、教育家，是语言学研究专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更是新时期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领路人。重温先生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和遗产，在外语改革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对未来的方向看得更明，对外语教育工作使命认识得更清，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许先生对外语教育和学术的贡献，这里冒昧地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改革开放伊始，许老开放性地提出学习外国现代文明科学知识，为我所用，把这一目标定为外语教学的目标，号召外语工作者勇敢地承担起这一使命。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外语教学不提倡学习外国现代科学文化，导致除外语专业以外，普遍对外语不重视，严重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步。许先生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的根本变化，即从培养只懂外语不懂专业的干部，转为培养既懂自己的业务，又能利用英语解决自己业务的干部，要培养一批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培养一批国际法专家、保险法专家，由此外语教育重要性逐渐为国家所重视，为高校所重视，为学习者所重视。
许先生不以教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要教怎么做人，用英语学习文化，认识世界，使英语教育不仅是英语教学，这是许先生教育思想的精髓。许先生一直认为，仅仅学好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利用英语学习和分析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科学和文化，能说出它的发展方向，这才是真学问。许先生教语言也重视文化学习，主张中外兼修，他认为中国人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上来，他多次表示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打通，中文系不要只讲音韵，把自己局限于小天地之内。
第二是治学精神堪称楷模。善学乐思，这是许先生教给我们的治学方法，许先生说利用前人已有的研究，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参考是最聪明的，许先生努力探究各家学术基本思想，把心思用在概括和比较上，许先生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同时，绝不向普遍认可的方向妥协，他努力拿出自己的观点。理性严谨、亲和大气，是许先生传给我们的治学理念。
第三是著书立说泽被后人。许先生与王宗炎先生共同担任主编的《现代语言学丛书》，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各领域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为推动语言研究和外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出版这么一套专著，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许先生在丛书中所说，首先对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加以分析和比较，作出我们的判断，更重要的是结合汉语言研究加以验证，我想正是有了第一步，我们外国语研究才能繁花似锦。许先生的教材符合我国英语学习者特点，也便于自学，因而风靡至今。这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许先生教材之所以长盛不衰，更因为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1992年重印版正式以《许国璋英语》命名，2011年《许国璋电视英语》配套出版，之后又推出MP3等……
第四，外语出版领路前行。许先生深知外语知识的重要性，深知读书对启发公民心智的重要作用，对外语出版格外关切，关心兄弟刊物的建设。
对于外语教育方针制定之于国家的重要战略意义，许国璋先生早有深刻洞见：“外语教学的方针，对一个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
改革开放之初，先生指出，外语教学面临一项新任务，即“从过去以培养翻译干部为主的教学目标，转变为培养各行各业掌握外语的人才。也就是说，从培养专职的，其实并无专业训练的外语干部、翻译人才，变成为各行各业既通外语又通本行业业务，能够用外语直接汲取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
而先生本人在人才培养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北外校友、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曾在回校讲话中提到，当年学校本欲让他留校任教，而先生却希望他去财政部工作。先生对他说：“全国有100个英语文学的教授就差不多了，但懂经济、懂金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又有良好的语言基本功的人很少，我相信你能完成专业转型。当然如果工作几年后还想回来，北外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可见先生为国家培养外语复合型人才热忱殷切之心。
重温许国璋先生的外语专业人才观，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如下脉络：
1978年许先生首次提出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理念，他力主培养英国通、美国通、法国通，他希望有国际法专家、海事法专家、保险法专家出自外语院系。当时大家还不明白什么是复合型人才，但“复合型人才”的理念可以说是许老在那个年代就提出来了；
1980年，许先生把北外当时最优秀的毕业生金立群推荐到财政部去工作。将当时留校的最优秀的毕业生送去学金融，足见他对这个专业的认识；
1982年的时候，他强调了母语和母语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目前外语专业的人英语语法烂熟于心，但很少有人读过中文的语法，他认为这种设置是很不科学的；
1989年他发表讲话，认为要把外语与专业相结合；
1990年许先生又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他举了一个例子：“你们老是看成绩是不对的，我们有的同学成绩平平，但是到飞机场去接待外宾，一下子花十来分钟，把所有人都记住了，你说这样的人行不行？你光看分数，那个分是没有用的，不要小看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需要的，所以素质很重要。”由此可见他对人才的评价不是光看做学问如何，更强调对综合素质的评价。
1992年的时候他又发表讲话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还认为外语专业就是要培养翻译干部，翻译干部就是到外交部做工作，但实际英语专业的招生质量在下降。1992年的时候实际上英语好的人根本不懂语言专业，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很重视这个问题，只是想到培养翻译干部。
从以上脉络来看，许先生对外语的基本功很重视，对专业的知识也很重视，对母语、对综合素质、通识教育都很重视。许先生确实是很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对问题的看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视野，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他早已谈过了。
接着再同大家讲讲我们外语专业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历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探索阶段，即1998年以前，上外是走在最前面的，之后北外这些学校都迎头赶上，复合型人才培养如火如荼。1998年到2005年，大纲出来了，复合型人才培养进入名正言顺的阶段。但是不少老师，特别是比较正宗的语言文学老师是反对的。后来到了现在的回顾反思阶段，不少老师写了文章，都觉得我们应该回归了。回归什么？回归语言文学，回归翻译，不能再去搞复合型人才培养，一味强调复合型人才培养，结果学生外语没学好，专业也没学好，最后什么都不是。
究竟如何培养复合型人才，其实在1998年到2005年大纲出来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外语可用于学习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不同学科的知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外语确实是个工具，但是外语教育不是，外语教育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我们如果能把“外语”与“外语教育”这两个概念搞清楚就不会产生混乱。
现在有好多学校在评国标的过程当中就许多问题仍存在激烈争论。比如说，英语语言学导论、英国文学史是否应该作为一门学科？当时我极力主张不应该把它们作为必修课，但可以开办语言通论、文学通论等选修课，让不同的学校都有发展空间。所以我认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包括语言学、翻译、文学的人才培养都可以看成是复合，即将英语和专业复合。但国家需要的语言学、文学人才是相当有限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和其他专业复合。我还想说，真正想培养高端的复合型人才，本科是不够的，必须本硕连读才能达到我们国家需要的高端的人才的要求。
目前全国开办英语专业上千个，如果个个按照语言文学来办，肯定最后专业要关门。我们要重温许先生的教导，认真思考复合型人才究竟该如何培养。
简言之，许先生的外语专业人才观启示我们：一要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二要加强母语教育；三要强调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对于我们当今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仍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15级硕士生陈钰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15级硕士刘璐
亦对会议发言整理有所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大会整体报道及主旨发言纪要请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声明】文本版权归iResearch外语学术科研网所有，其他任何学术平台若有转载需要，可致电010-88819585或发送邮件至research@fltrp.com联系授权事宜，请勿擅自转载。